祖年间定下来的,现在已经过去二百多年,居然一成不变,这为什么?官僚体系的惰性加上能力不足,就算是当年张江陵的改革,无非就是敲敲打打,修补一下漏洞,叫他推翻祖宗成例来做整体的改革,也是力不从心。中央是这样,地方有没有权力?当然没有,税赋全部是中央收去了,地方只有少量的牙行税和摊派杂捐来维持,洪武年间战乱刚停,人口只数千万,地方残破,百业凋零,所以凡事镇之以静,又考虑地方官会鱼肉乡里,所以不给他们太多的权力。地方的权力从秦汉之后到唐是一个变化,唐之后又是一个变化。以前,中枢为官和地方为官各有好处,汉的丞相是万石,中枢的九卿则是两千石,地方的太守也是两千石,太守可以直接被任命为九卿,九卿出任也只是太守。太守可以征辟属官,任免僚属和管理属县,乃至军队与征税,汉之太守,权力之大不是现在大明的知府能比的。正因为地方豪强权力太大,汉末各地太守以至能自立,到魏晋时,地方豪强士族等若诸侯,那时中国算是又有回到封建制的样子了。”
孙敬亭听张瀚说过集权与封建之分,对封建,士大夫们都明白,大明开国之初太祖高皇帝也曾经想封建,沿九边封了一路的塞王,亲王礼绝百僚,尊贵无比,而且能掌握地方的兵权,负责边境的防御,可惜这种权力太大,哪怕兵权也不完整,而且不掌握政权和财权,仍然足以叫后来的帝王感觉到莫大的威胁。建文削藩是失败了,但往下去的大明皇帝无一不在削减地方诸王的权力,一直到把亲王囚禁起来,无事不得出王府,出城扫墓一年也只有一次,形同囚徒的地步,这才感觉到稍稍放心。
这种完全的集权,最少张瀚认为的完全的集权发生在明清之际并非没有理由。
“真是一篇大文章。”孙敬亭相当震惊的对张瀚道:“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我只是擅长从事物的表面之下来寻找真相。”
张瀚这一次并没有说是直觉或是被托梦,毫无谦虚之意的笑了起来。
事实上他理应骄傲,尽管在中央集权和分权的理论上张瀚是受到孟森的启发,但是身处大明,对大明的弊病才看的更清楚。
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政体失衡,中枢和地方的体系设计的都有严重的缺陷。
整个王朝在中期就运转不灵,只是靠老天给的强人来力挽狂澜续命,到了万历之后就是积重难返,现在就是把张居正复活也解决不了大的问题。
还好整个东亚在此时都在烂下去,如果不是大明内忧外患实在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其实蒙古人已经没有进取心,女真人才三万战兵,不是大明烂到骨子里,运气又太糟糕的话,可能挺过小冰期,然后用开放进取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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