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元薪水,荐任二级320元。
以一个县长为例,抗战前1元钱可买白米20斤,猪肉4斤。
县长的工资可以算做高薪了。
谷/span抗战开始后,随着通货的飞速膨胀,县长的这点工资实在微薄。
由于物价不断上涨,政府开始对公务员实行生活津贴制度。
1941年9月起,各级公务员月薪50元以下者,津贴40元;50到100元者,津贴30元;101到200元者,津贴20元;200元以上者,不予津贴。
可是这些津贴,根本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
堂堂一县之长,固定俸禄,有津贴,加上地方人情灰色收入,依旧过的入不敷出。
为什么?除了物价原因,民国实行的是县长承包制。
一个县政府编制是30人左右,除此之外省政府一般绝少拨款,公务支出和请人办事的支出全部要由县长开支。这光靠县长的工资那是根本没办法维持,因此,很多县长不惜铤而走险搜刮钱财,送掉性命的也不在少数。
民国时期县长的“承包体制”,也意味着一位县长上任、卸任,不仅全套班底随他同来同去,连办公用品也要自备,解职时财政收支也要全盘交代清楚。移交期间所需各项费用都要由县长个人承担。
加上民国时期县长更换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办移交就成了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远远超出县长所能承受的范围。
高裕山在五河县长位置上一待那么多年,上下贿赂,升官也不愿意去,除了五河县被他视为自己的小王国外,移交开支巨大也是原因之一。
县长尚且如此,各级办事人员,那就更加不必说了。
“这官啊,还真不好当。”孟绍原也有一些无奈:“高建志,五河县的官员几乎被我一锅端了,现在大灾已至,五河县急需一位县长稳定局势,我认命你为五河县县长,你能不能胜任啊?”
“不能。”高建志断然说道:“我当县长,到哪去弄钱组建县府?”
“这点你不用担心,我来帮你想办法。”孟绍原已经替他考虑好了:“各级官员贪赃枉法得来的那些钱,我会给你留下一部分,让你组建班底。高建志,灾民越来越多,五河县需要一位县长。”
“如果这样,我做。”高建志也不再推让:“大不了,做不好我自己滚蛋就是。”
“不能做不好,一定要把这个县长给做好了。”孟绍原缓缓说道:“如何安顿灾民,缓解灾情,你也没这个本事。你要做的,就是让五河县不能乱了。
灾情再严重,迟早都会过去的。对面,是无数的日军,要想河南不沦陷,除了军队奋战,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基层的县长们!”
“我知道了,祝专员,我总会尽到自己本分的。”
“要当你自己高建志,不要学高裕山。”孟绍原特别嘱咐了一声:“切切,切切。”
高建志还是没有辜负孟绍原期望的。
在他担任县长之后,在愈演愈烈的灾荒面前,五河县如同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勉力维持不沉。
他也甘守清贫,带着老婆孩子苦苦度日,始终没有和他堂弟一样当个贪官。
一直到了1943年,国民政府养廉金出现,高建志以三等县长的身份,每月多了3500元的养廉金,其日子才算好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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