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遂于1936年1月，介绍了一位称作是中共长江局系统的姓黄的同志给湛小岑。此人真名王绪祥，党内名字叫张子华，1930年入党。他在任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去陕北游击区巡视过工作，对陕北较熟悉。张子华和湛小岑交谈几次以后，建议国民党派人直接去陕北。开始，曾养甫准备派一名中共的叛徒去，张子华立即表示反对。

　　此时，上海党组织决定张子华随董健吾一起进入陕北苏区，当面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曾养甫等人的意向，所以张子华当时也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使者身份，进入陕北苏区的。

　　张子华和董健吾虽然同行，但党组织没有向董健吾交待张子华的真正身份和赴苏区的目的。所以待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瓦窑堡后，博古立即单独接见张子华，听其口头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尤其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有联俄联共一致抗日的表示；并传递了国民党当时正在寻找与共产党谈判的动向。以后，张子华又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领导作了详细汇报。

　　为了讨论与南京当局谈判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6年3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人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条件，并且就同南京政府联络、谈判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1936年4月，张子华返回上海。随即与曾养甫会面，提出要了解南京当局联共抗日的具体方案。湛小岑便手抄了一份南京当局的4条意见给张子华，但没有说明是南京方面的条件，只说是湛小岑自己的看法，供中共参考。

　　后来，张子华还多次同曾养甫和湛小岑见面，商谈国共两党高层之间进行具体谈判等问题；曾养甫还于1936年9月提出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后来他又向张子华表示：如周恩来不去广州，国民党派人去陕北。当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看到了张子华从广州带回的国民党答应的4个条件，以为南京方面有谈判诚意；同时也获悉蒋介石将于10月16日到西安，即命令正在西安的张子华同国民党方面交涉，拟安排周恩来到西安与蒋介石直接面谈。后来因交涉没有成功，此举未能实现。

　　就是这样，当时蒋介石、宋子文等人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实行“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政策，因此宋子文主持的（后期陈立夫也参与主持）国民党同共产党代表的接触和谈判，在当时也只是一种试探性质的接触，并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由于宋子文积极开展了“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活动，使得国共两党代表的接触突破了单纯在国外的单一渠道，而是在国内多方面展开了。通过国共两党代表们的接触和谈判，双方陈述了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互相传递了双方高层的意向。这样实际上为后来国共两党负责人的正式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

　　当宋子文将毛泽东的信转交蒋介石后，曾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兴趣。他立即任命陈果夫为国民党会谈代表，并立即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同年9月，毛泽东又电告西安的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会谈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会谈。

　　不管后来会谈如何，毕竟宋子文当初为联系国共双方的接触，付出了一定的艰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十二章西安事变

　　1．兵谏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洛阳机场。

　　蒋介石在结束了“洛阳50祝寿”庆典活动后，于当日再度飞赴古都西安。时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也于当日陪同蒋介石同机返回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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