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像过去一百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一丝一毫外国人的特权；再就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边，坚决废止那些外国人的特权！

　　作为新改组的武汉革命政府，当然站在人民一边，支持群众的行动，并勇敢地作出决定：收回英租界。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一片中国领土。

　　当时宋庆龄曾同外交部长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讨论战略，一时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则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武力或蒋介石的攻击。这将从后方破坏整个北伐。因此，陈友仁虽然赞成收回租界，但认为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京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

　　宋庆龄则主张采取迅速的。战术性的行动。她的论点是：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中国直接冲突，这样的冲突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的地方。虽然他们都不喜欢武汉政府，他们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对其前途的看法以及当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程度却并不相同，因而中国对它们的态度也应有所区别。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时都不去动它。我们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继续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她的看法后为大家所接受并迅速付诸实现。同时，宋庆龄还要求陈友仁要把群众运动看作他进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础。

　　在同年2-3月间，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英方认错并签字。中方亦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于是，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当时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想来也一定会使孙中山愉快，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一时间，武汉政府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也在直速上升。1927年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首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到武汉来共同策进。

　　蒋介石当时则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南昌建立自己的党政总部，他甚至截留第二批从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投票赞同他的主张。尽管如此，武汉方面还是以大局为重，希望蒋亦能以团结为重。

　　但是，蒋介石的意图不像武汉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改善蒋同政府之间的合作，使北伐和国民革命继续在更为团结一致的气氛下前进。相反，他开始进行讨价还价并阴谋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军事独裁的企图，在同年3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了迎头痛击。只是，此后宁汉分裂的形势并未因此好转。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派出军队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屠杀了数千人并血洗宝山路。其后根据他的密令，由国民党右派军官指挥的部队和特务，在南京、广州等地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当时中共的主要牺牲者包括赵世炎、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萧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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