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只有73家，每年产纱额在130万包左右。宋子文规定：本色棉纱在23支以内者（即粗纱），每百斤征收国币2．75元；本色棉纱超过23支者（即细纱），每百斤征收国币3．75元。

　　1930年，宋子文又主持制订了征收火柴统税条例，其规定税率为：长度不及4．3公分，或每盒不过75支者，每大箱征税5元；长度在4．3公分以上至5．2公分，或每盒在100支以上者，每大箱征税10元。同时，宋子文还开征水泥税，其税率为每桶重量380磅者，征税6角；重量超过或不及380磅，其差额在十分之一以上者，按其重量比例征收之。而在麦粉方面，宋子文规定，其税率为值百抽五，即每包1角。

　　以上为开征时生产率。实际上，随着统税条例的不断修订，各种货物的生产率是变化的。而当年统税的开征，为南京政府开辟了财源。以1931年为例，南京政府的统税收入为：卷烟税0．50018亿元、棉纱税015656亿元、火柴税0．04168亿元、水泥税0．01735亿元、麦粉税0．05837亿元、熏烟税0．01584亿元、啤酒税0．00663亿元，以上各项计约8000万元。1931年南京政府财政收入为5．53亿元，统税收入约占七分之一。当年来子文筹款理财的这些做法，确实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问题，解决了不少困难。

　　但是，收人增加并不意味着税制改革卓有成效。相反，它在“体恤民间疾苦”的口号下，为人民实际增加了许多苦难。就盐税本身而言，根据亚当·斯密征税原则，一种优良的税法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即收入多，多负担；收入少，少负担，以调节贫富，为大多数人造福。而盐税则不然，它是按消费量征税，而穷人并不因为穷就比富人需要更少的盐。对于这种不良税法，南京政府应该加以废除，而代之以所得税之类按纳税能力大小而征收的新税。但它目光短浅，只为保持收入而继承了封建王朝的弊政，致使当年中国广大的贫苦人民，仍不能摆脱长期以来的经济枷锁。

　　当年宋子文的第四刀是建立中央银行，实行金融控制。

　　宋子文上任之际，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早已有之，只是它不归国民政府而已。中国银行是1905年在北京创立的，前身为“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进入民国后，在“大清银行”基础上，1913年2月另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则成立于1908年，初系清朝的邮传部，主要为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业务的收付款而设立。各地已有支行。这两家银行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独有的银行。和西方文明国家比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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