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阿瑟和里根就一直让他沉睡。
我担心未融合的比利转到利玛医院后,可能会用自杀的方式来摧毁24个人格。
我的担心几乎成为现实。
比利转院后,我想去探视,但遭到新的主治医生(没有精神病医生资格证书)的拒绝。他对我的请求充满敌意,或许是担心我会发现什么。
1979年秋天,利玛医院公共信息办公室组织公众参观该医院。我报名参加,但不久便被告知林德纳(LewisLindner)医生拒绝我前往,还下令将我的名字张贴在所有的病房里,禁止我进入医院。
1980年1月30日,我收到比利寄来的几张字条,告诉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与此同时,我还收到利玛医院一位患者寄来的信,该患者几天前曾与我通过电话。
敬启者:
与你通过电话后,我决定重写这封信。我直奔主题吧。比利的律师探望之后24小时内,比利从第五重症病房被转到了第九重症病房,因为那里防范更加严格。
转移决定是由“医疗小组”在每天早晨的例会中做出的。这对比利是个意外的打击,但他应对得很好……
现在,我只能在活动时间与比利交谈。我发现比利承受的压力几乎到了极限,他说除非辞退他的律师,否则他永远会被禁止会客、写信和打电话。他们警告比利别再有出书(作者写的这本关于他的书)的非分之想,监护人员还不断地-羞-辱他。(因为帮助他出书,我也遭到了痛斥,这里的人不希望该书出版。)
但愿我能帮上忙。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尽管告诉我。
此致(名字隐去)
为保护他们的隐私,我隐匿或更改了一些人的名字,包括与比利同住一个医院的患者和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护士、看守和警卫人员,以及一些机构的基层工作人员。
在比利律师的抗议下,副检察长后来通知我,医院已经取消了对我的限制,我可以自由探视比利了。
我曾致信林德纳医生,让他有机会说明自己对在利玛发生事件的看法。鉴于他没有回信,我认为有必要公布关于他的信息来源,其中包括:我在法院目睹的他的言行和外貌特征;比利的回忆中关于他们会面的的情况;媒体报道比利治疗情况时引述林德纳本人说过的话;以及在报章评论和录音访谈中,其他专业人士对他作为精神病医生的评价,例如1980年8月19日《明报》的相关报道。
此外,根据系列报道之三“重访利玛医院”中的描述,心理健康局局长莫里茨(Timothy)承认,许多患者抱怨利玛医院没有提供恰当的精神治疗。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因为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利玛医院没有足够的合格工作人员。
此外,他(莫里茨)还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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