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

　　曾养甫讲完也把文件呈送对方。

　　1936年3月，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当时他带来了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提出的6项要求：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同时周小舟还带来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中共领导同志签名盖章并用墨笔书写在白绸上的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罩振和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封信上均附有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当时，经过中共北方局代表与湛小岑等多次会晤后，双方于1936年6月底7月初，达成了一份由双方代表共同签字认可的谈话纪录，双方同意在此基础上，再由湛小岑起草一份正式协定条款。

　　接着，曾养甫与周小舟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二楼曾养甫的办公室里，又进行了两次会谈，当时湛小岑、吕振羽也都参加了。会谈中，周小舟系统地讲述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愿望及所提的6项要求和条件，并对国民党方面的4点要求作了回答。然后，双方就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以及南方游击队集中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并且在有关领导权等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周小舟离开南京前，交待吕振羽必须取得国民党方面对我方6项要求的肯定回答。为此，吕振羽又和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为此并要湛小岑写出书面材料。

　　当年7月，曾养甫又找到吕振羽，对他说：“希望两党主要干部会谈，或者周恩来来南京，或者我和张冲去陕北。”但不料同年7月底，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的陕北之行因而无法实现了。由于这时南京当局已直接和中共中央联系，便不再重视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这条线索的联系，所以同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共北方局，不必再与南京方面接触，国共接触统归于党中央，于是这条接触通道的使命遂告完成。

　　最初，湛小岑在接受了宋子文通过曾养甫交待的“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后，一方面经过吕振羽找到了同中共北方局的联系渠道，另一方面，他又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商议，如何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左恭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得此消息后，立即向上海党组织报告。上海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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